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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立信 院士

　　1942年12月12日出生于山东省莱洲市。1965年毕业于山东医学院医疗系。1987年至1988年间，曾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眼科中心从事角膜病博士后研究，师从国际角膜病Kaufman教授。现任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、山东省眼科研究所所长、山东省科协副主席、山东省医师学会名誉主席、山东省医学会副会长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眼科中心客座教授、美国眼科学会会员、亚太地区角膜病学会理事、国际眼表疾病协会理事等职。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国内外著名的角膜病、白内障和眼前节显微手术专家，是我国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开拓者之一，在角膜病、晶状体病、青光眼、眼表疾病、眼眶病等眼科前节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有很深的造诣。

　　“不能因为一个小诊所医生的个人见解，就否定整个科学界。”面对持续不断的质疑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山东省眼科研究所所长谢立信对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表示，20多年的实践证明，激光近视矫正手术是、有效的。

　　此前，台湾眼科专家蔡瑞芳透露，由于对可能引发后遗症的担心，自己已经停做激光近视矫正手术。消息传出，立马成为网络热点话题。更有甚者，将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称为一场世纪医疗骗局。

　　但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就此向多位专业人士求证时，专家们普遍认为，只要术前检查、手术操作、手术机构均合格，使用激光矫正近视的手术无需过于担心。

　　激光矫正是与非

　　作为一种称不上“神秘”的手术，激光矫正近视的原理并不复杂：先在角膜中心区表面切削一个带蒂皮瓣并翻起，使皮瓣角膜基质暴露，然后用准分子激光对角膜基质灼烧，后把皮瓣盖上。通过改变角膜的屈光率达到矫正近视的目的。

　　20年来，全世界有超过3000多万人进行了该项手术。我国有1000多家医院开展此项服务，每年进行该项手术的人数约为100~150万，目前共开展了1000多万例手术。

　　不过，对其性和有效性的质疑也如影随行。质疑主要聚焦在术后并发症和圆锥角膜问题上。谢立信对此认为，个别的术后并发症是存在的，但是数量属于可控风险范围之内。

　　“开刀就有风险，没人敢说开刀百分之百没有问题，这是科学的态度。”谢立信认为，不应该把个别早期的并发症放大。目前，并发症几率仅约为十万分之一。

　　对于圆锥角膜问题，谢立信称有两个原因。一是患者本来就有圆锥角膜，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自然发生；另一个原因是早期手术中，把带蒂皮瓣切得过厚，而基质角膜留得过薄导致，但“即便如此，也是属于可允许的手术风险之内”。

　　也有人认为，人的角膜非常精微，如果手术精度不够，可能会伤及眼睛组织。对此，复旦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医生、上海激光医学眼科学组组长周行涛教授表示，目前手术精准至微米级，性非常高。

　　“只要适应症选择得当、用好的设备和技术，该手术应该是非常和有效的。”周行涛透露，该医院自1993年5月3日首开手术，19年来已经做了数万例，未发生威胁视力的严重并发症。

　　监管须跟上

　　尽管性和有效性毋庸置疑，但在卫生部近视眼重点实验室主任褚仁远教授看来，手术设备与否直接影响手术效果好坏，需要及时淘汰相关设备。

　　目前，准分子激光矫正近视手术设备已发展到第五代产品，更新一台近视激光手术系统人民币在500万元至1000万元间。但为节约成本，我国部分偏远地区仍在使用约20年前的代手术设备。

　　褚仁远认为，正如汽车有年检、强制报废制度，对事关“人眼安危”的准分子激光矫正近视手术设备，国家也应进行有效监管。“像准分子激光矫正近视手术设备，多用10年就应该强制报废。国家应尽早建立超时医疗设备强行报废制度。”

　　北大医院外科主治医师赵承渊担心另一个问题：国内在手术适应症、术前检查、手术操作、广告宣传方面乱象不断，这些也需要国家加强监管。

　　赵承渊说：“如果有去掉眼镜的强烈意愿，身体情况符合手术条件，同时对该手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，手术机构也，那么近视患者可以选择手术。”

　　谢立信则表示，坐飞机、动车、高铁都有风险，但是人们还照样坐，是因为效果远远大于风险，而且风险可控。“随着技术进步和设备不断创新，问题都将得到解决。”